自由党的碳税真有必要吗？

气候变暖是否就是人类烧石油的原因呢？人类烧煤之前地球暖过吗？根据《竺可桢与中国历史气候研究》，地球温度确实在烧石油之前也暖过。

“人类有观测的气象纪录至多只有二百来年的历史，这只是地球历史上一瞬。我们还很难说现在就是地球上最温暖的时期。如果观测纪录为标准，那么从第四纪以来，或者说大致从有人类以来的两百万年里，有百分之九十的时间比现在冷，而如果同大约五十亿年的地球气候的平均情况相比较，则有百分之十时间的气候比现在温暖。”

“考古时期尚无文献记录及文献极少的远古时代。这一时期的重要文化遗址之一是西安附近的半坡村，大约存在于五千六百至六千多年前，属于仰韶文化。在这个遗址中发现原始人猎获的动物中有麞和竹鼠，现在这些动物只存于亚热带，而不见于西安一带，从而推断当时的气候必然比现在要温暖潮湿。在河南安阳，则有另一个遗址——殷墟，这是殷商（约公元前一四OO～一一OO年）故都所在。这发现的动物亚化石除了水麞与竹鼠外，还有獏、水牛与野猪，甚至包括了今天只存在于热带的动物。就从这个时代开始，中国有了字的纪录。殷代的甲骨中有数千件记载着与求雨、求雪有关的文字。当时安阳人种稻时间相当于现今阳历的三月，现在则要到四月中。甲骨文还记载有一位商王在狩猎中得一象，联系到河南所处古地名为豫——是人牵着象的标志，可见河南在当时比现在要温暖一些。再往东，在山东历城县，在一个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有炭化的竹节。根据这些发现，对照今天黄河下游与长江下游的平均温度与年平均温度，竺先生认为，正月份的温度比当时减低3℃～5℃，年平均温度大约减2℃。”

也就是说，根据哥本哈根会议的共识，把气候变化限制在变暖2℃的目标，就是回复到中国殷商年代的温度。

“夏殷之际的郯国（在今山东），用家燕的北来，以判定春分的到来。而在上一世纪三十年代的春分时节，家燕只飞到上海，还未到上海以北的郯国，两相对照，上海与三四千年前的郯国年平均气温要相差1.5℃。这一结果与考古时期用竹子分布区域变化的方法推测气温的结论是一致的。”

等全球气候再暖1.5℃，燕子就可以飞到山东了。

“周的文字初有刻在青铜器上的金文，后来有更多地刻或写在竹简上的文字。竹简的普遍使用与当时文字中有许多是以“竹”为头，说明周初温暖，黄河流域普遍有竹类生长，与现在大不相同。到了周朝中期，气候转冷，《竹书纪年》记载周孝王时汉江有次结冰，发生于公元前九O三与八九七年。不过一二百年以后的春秋时期，天气又再度转暖。竹子与梅树等亚热带植物在《诗经》里常被提及。例如《秦风》中载：“终南何有？有条有梅。”终山在西安以南，现在并无梅树之踪迹。战国、秦与西汉，气候一直暖和，到了东汉才有趋冷的记录，但为时亦不长。到了魏晋南北朝，气候真正地冷了下来，在公元四世纪上半冷到极点，渤海湾连续冰冻三年，冰上可行车马军队。六世纪中期北朝贾思勰所写的一本农业百科式的著作《齐民要术》，很注意物候情况。书中提到，河南山东一带石榴树从十月中开始就要用蒲藁裹起来，否则会冻死，可是今天在这些地方石榴可以在室外安全生长，无需裹扎。”

全球气候变暖的说词，什么时候变成了“全球气候变化”呢？历史上物候的记录，确实有气候变冷的时候。

“隋唐以后，天气又变得和暖起来。据记载，公元六五O、六六九与六七八年的冬季，首都长安都无冰无雪。八世纪初，皇宫中长有梅树，种有柑桔。梅树只能耐寒到－14，柑橘则只能耐到－8℃，有梅有柑是气候暖和的证明。”

没有工业碳排放，气候一样变暖。

“但到了十一世纪初期的宋代，北已经没有梅树，气候冷于唐朝。十二世纪，气候继续变冷。太湖不但在公元一一一一年全部封冻，而且冰上可以行车，湖上洞庭山的柑橘全部冻死。从一一三一至一二六O年，杭州春节降雪，每十年降雪平均最迟日期是四月九日，比十二世纪及前十年最晚的春雪差不多推迟一个月。十二世纪的寒冷从北到南直到华南与西南地区。一一一O年与一一七八年福州的荔枝全被冻死。四川的成都曾经生长过荔枝，张籍的《成都曲》云：“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但到苏轼所生活的北宋，荔枝能生长于成都以南的眉山了。到了十二世纪的南宋，据陆游诗与范成大的《吴船录》，连眉山也不长荔枝了。”

“虽然十三世纪初期到中期一段时间天气有转暖的迹象，但到十四世纪，冬季又是严寒了。一三二九年与一三五三年太湖再次结冰。黄河在一三五一年十一月时就有冰块漂流到山东，而现代的记载表明，河南与山东要到十二月份，河中才出现冰块。”

怪不得元朝北方游牧族下了中原，原来那么冷呀！兵法云，置死地而后生。宋朝气候变冷，颠覆了世界格局。北方游牧族因为气候变冷，难以生存，以武力南下，成吉思汗，横扫欧亚大陆。打断了中国宋朝科技领先的势头，动摇了欧洲中世纪政教合一的黑暗统治，使得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技异军突起。气候变化，导致世界格局变化，改变了人类历史进程。

自由党政府推行的碳税，是杞人忧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