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慧贞：加拿大传奇华裔国会议员
关慧贞是加拿大华人史上担任公职时间最长、唯一出任过市、省和联邦议员的政要
截止至2018年11月10日，关慧贞自从1993年成为温哥华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市议员开始，一晃25年整过去了。她成为加拿大华人史上担任公职服务时间最长，唯一曾出任市、省和联邦议员的政治人物。值此纪念日到来之际，自始至终伴随着关慧贞一路从政之路25年的姚永安Gabriel Yiu通过这篇深度真挚的专访，回顾了关慧贞前半生成长经历，呈现了她的各个时期心灵旅程，她的从政抱负，以及她所追求的人生意义。
移民初期生活的艰辛
爸爸关荣焰和抱着幼女关慧贞的妈妈谢宝坤(后排左)及4名子女在香港机场合摄。
姚永安：您当初移民来加拿大的经历和感受是怎样的？
关慧贞：我们一家八口是在1976年移民来到加拿大。我记得小时候在香港时讲到移民便感到很高兴，想到金山很特别，生活会很好，但来到加拿大后却是另一回事。我的父母无法找到工作，而我们也不懂得说英语，生活很困难。在香港时我妈妈不用上班，她要照顾六个小孩，我父亲做裁缝，拥有自己的商店。来到加拿大，我妈妈第一次出来打工，而且还是最辛苦的农民工，凌晨四五点便外出工作，搭乘巴士到农田工作，晚上到九十点才回家。所赚取的只是一天10元，来支持我们一家八口。虽然我当时还小，但也知道很辛苦。来到加拿大当然要找房子，当时也是不容易的。我们当时住在地库，一家八口挤在约700呎的地方。
起初几年真的很困难，我父亲当时也想过回流香港赚钱养家。我仍记得我妈妈强烈反对，并且吵架，她认为这会令儿女失去父亲。最终我父亲都没有离开，但我清楚记得当时的生活真的很艰苦，我知道父母为我们牺牲了很多。
我的母亲在中国大陆出生，只有小学教育水平，父亲只有中学程度，他们选择来加拿大是希望我和我的哥哥姐姐可以有好的未来。还有是因为加拿大有良好的医疗制度，记得我幼时身体不好，每当香港逛台风时便会咳嗽得很厉害。妈妈会背着我去看医生，要等一整天才能看到医生，之后又要再轮候买药。我的父母希望子女能在加拿大有健康和良好的发展，他们是很辛苦地照顾家庭养大我们。
西蒙菲沙校园生活认识社会
姚永安：我知道您是在西蒙菲沙大学读书，您是怎样入学的？我亦知道您未毕业便辍学去旅游，为什么会这样？
关慧贞：我们来到加拿大是很困苦的，我们都会出来工作帮补家计。我在7年级便已经出来做工，在学校帮助老师洗碗和准备咖啡，一个星期可以赚取十元。存起的钱用来买了一部单车，让我在8年级时可以骑车上学，不用坐公交车而省下钱来。我的姐姐则去帮人带小孩，又做杂工帮补家计。
为了协助家庭，我的三个姐姐都在中学毕业后出来工作，令哥哥、妺妹和我有机会上大学。
1984年关慧贞在中学毕业典礼与妈妈合照。
我在中学和大学时都有做暑期工，用以支付我的生活费和学费。也要支付学生贷款，我是自己供自己读完大学的。
很多人都问我，为何选择入读西蒙菲沙大学而不上卑诗大学？原因是在那个时候我正在卡尔加里工作，是在一家诊所当接待员。如果报读卑诗大学，我要休假花钱飞回温哥华，然后再飞回卡尔加里。刚好那一年报读西蒙菲沙大学，不用亲自面试，透过电话便可以，为了省钱我就报读了西蒙菲沙大学。
我还记得第一年时我父母很想我读会计，在商业方面发展，但我对这方面是没有兴趣的。这件事令我辗转思考了很久，令我想到个人存在的意义，为何我们要存在于这个社会呢？令我经常在思考和问自己这个问题，却找不到答案。
这令人想起在加拿大长大，除了家庭问题，我亦经常被人取笑，受到欺负侮辱，种族歧视。这令我觉得做华人真的不太好，想着如果我是白人就好了。如果我是白人金发碧眼的话，便没有人会取笑和欺负我，生活就会好很多，这无疑是很幼稚的想法。
到了大学时候我经常会问，究竟这个关慧贞是个怎样的人？她的存在有什么意义？当我读完第一年后，夏天我又去打工，这家公司出现工潮，令我整个暑假赚不到多少钱。问题来了，面对下学年，又要支付学费又要还学生贷款，令我思量究竟为什么要读书。工潮过后，这间公司流失员工，有很多职位空缺，我应征做了秘书。当时公司要推动计算机化，以计算机取代打字机，我被公司委派去学习和研究应该引进那一套系统。
当初我觉得这项差事很有趣和有意思，但之后我又重新开始思考究竟我下一步应该做什么？人生存在的意义是什么？经过一段时候的反复思考，我要知道我的存在是什么，我要回到从前去找。最后，我决定返回香港和中国大陆去找，到我出生的地方寻根，去找我个人和家族的历史。希望能够令我明白为何我在这个社会存在，究竟我做什么才有意义。
当我跟父母说我要返回中国大陆和香港时，他们大发雷霆。父亲问我为什么要回中国大陆？他们那么辛苦移民来到加拿大就是希望给子女好的将来和发展机会，但现在却要回去，他们实在不能理解。我向他们解释，做这件事是因为我要寻找很多问题的答案，我自己一定要走这条路，我就是这样收拾好包袱便离家去了机场。
我先到我出生的香港，回到当年我们居住的廉租屋大厦，发现香港其实也有不同的一面，亦有贫穷问题。我儿时经常见到一位没有脚的人，那次返到香港竟然见到他，仍然在街上泥泞中艰难爬行。看到这个人令我领悟，之前对贫穷的想法很幼稚。我在加拿大所经历贫困的日子，并非因为我是华人。世界上不同的地方，不同种族都有贫穷的人，香港有，中国大陆也有。
之后我去中国大陆，去开平，去父母的乡村，去到我父母从前居住的房屋，那里其实很简陋，我看见在墙上仍然挂满我父母的照片，还有一些祖先照片，有些我是未曾见过的。这令我想起妈妈从前跟我说有关乡下的事，包括从前困难的日子。
我也跟亲戚交谈，有年老的，也有年轻的。其中还有一位老乡从前在温哥华居住过，认识卑诗前省长巴力（Dave Barrett）。他跟我说巴力对少数族裔很好，照顾华人，但即使如此，他仍感到在加拿大不被接受，受到歧视，才回到中国。不过，这位老乡也说，如果加拿大能够把这些改好，是会有好的发展机会的。
之后我亦去过其他地方，看到不同人生活，让我明白父母离乡别井的苦心和牺牲，为何那么辛苦移民到加拿大，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上大学。世上很多贫穷家庭，都没有这样的机会，莫说是大学，就连上中学小学的机会也没有。
这次寻根的经历，令我有所领悟。不过回到加拿大后，却已经又病又瘦，足足病了一个月，要妈妈费心照顾。待我康复后便向公司递交辞职信，回到西蒙菲沙大学读书，这次我选择修读犯罪学，因为我想知道在同一个社区里面，为什么有些人会受到影响而犯罪，其他人又不会？他们为何会走这条路？而我们的社区可以做什么让人有好的发展机会呢？
关慧贞在西蒙菲沙大学毕业典礼上与母亲合影
为社区公义而战
姚永安：通常经历过穷日子的人都会知道钱的重要，但您却有律师楼的工作不做，走到全加拿大最贫穷的温哥华市中心东端为街头流浪者和最穷的人服务，您当时又年轻又漂亮，您不怕肮脏和危险吗？
关慧贞：（忍不住笑了）我从西蒙菲沙大学毕业后本来是想做律师的，我当时在律师楼工作，有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很小的广告，要请人在温哥华东区当法律顾问。我当时好奇地想，这是什么工作，便致电查询，听后感到很有兴趣。在我把申请信递交到温哥华东区居民协会后，我获得面试。
这是一份很有意义的工作，是为最贫穷的人，没有声音的人，草根阶层朋友服务，为他们争取权利，如房屋需要、政府帮助或人权问题等。这是我很想做的工作，人生为什么要存在，就是去帮助他人，让他们有机会发挥所长，这是我所认为的公平社会。
面试后，我真的很想获得这份工，也很心急想知道结果，不断在想究竟能否获得工作。当时我跟自己说，这是我的梦想工作，如果得到，我会开心到像上了天堂一样。我被告知要等一个星期才有结果，但当我面试后回到律师楼后却收到电话，是Jim Green打来的，说我已经被录用。我高兴到不得了。
当我向律师楼辞职时，他们挽留我并说可以给我加薪。我说不是薪资的问题，因为我找到一份我很喜欢的工作，而这份工的收入比律师楼低很多，但收入却并非我最关心的事情。后来，我问Green他们为何会聘请一位毕业不久没有经验的人，他说是因为我在面试时所说的一句话令我得到这份工作:“社会是不公平的，但加拿大是可以做到令大家可以成功的。只要我们有信心，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到，社区朋友的梦想是可以成为事实。”
直到今天，无论是从前的工作，又或进入政界，我认为必须要把心放入工作，要有心希望会成功。对我来说，成功的定义是给人有发展和成功机会。加拿大是一个民主和富裕的国家，人人都应该有发展和成功的机会，这亦有助于加拿大成为一个好的国家，就是这份工作令我辞去律师楼的工作和放弃去做律师。
关慧贞从事社区工作时留影
一件案子萌生从政萌芽
姚永安：我知道在那个时候有一件案子对您从政有很大影响，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关慧贞：这是我刚刚出来工作处理的第一件案子。当时我还在西蒙菲沙大学读书，我就读的犯罪学专业是要做见习的。当时选了17名学生出来做见习生，我像中彩票般被选中，派到法律援助处工作。
我处理的第一件案子就是协助一位来自越南的难民学生，她的妈妈和哥哥都在越南被杀害，爸爸伤残。在越南由于战乱她没有读书，英文也不好，因此她来到加拿大要从低年级读起。当她过了18岁，政府仍然给她福利金读书，但当她到了19岁生日，政府却要切断她的读书补助，要她出来工作。当时她读到第10年级，仍未毕业。如果政府要她出来工作，她便无法继续读书，无法毕业。
这是我第一个协助的案子，由我代表这位越南难民学生上仲裁庭申辩，要求政府继续支持她完成学业。我全力以赴，熟读有关法例，在庭上讲了三个小时，由法律讲到仁爱，再讲先例问题，我见仲裁官都听到疲倦了，但我还是不停地说。
当我讲完后，仲裁官闭门商议，我的同事跟我说，此案败诉机会很大，叫我给女学生解释，以及讲述还有什么可以做。我还记得当我跟这位学生解释时，她很伤心地握紧我的手，而我的同事则先返回办公室。我们就这样等了数小时，要等那么久我也感到奇怪，但心里还是很焦急。
终于等到仲裁官回来了，他们说西蒙菲沙大学的学生一般都是大谈法律，当中做了很多功课，查过法律，多年来已经听过不知多少次了，所有学生都是这样说的。听到这里，我心知不妙，这件案输定了。但仲裁官却突然改变语调，说这次情况与从前有点不同，我马上精神一振。仲裁官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听到有人以政府的做法作为申辩理据，他们接受我的说法：在这位学生过了18岁后政府仍然给她褔利金让她继续上学，那么政府没有理由在她到了19岁终止给她的资助。三位仲裁官，当中包括一名政府代表都接受我的说法，判决要政府支持这位难民学生继续上学。
当我回到办公室跟我的同事汇报时，他表示难以置信，我要给他看判决书才相信。之后，我每年都收到这位学生寄给我的圣诞卡。几年后，她告诉我她毕业了，并在兰加拉学院进修。再过几年她告诉我她进入大学，她渴望读大学是想当护士。因为她在越南时见到太多人伤亡，她希望能当护士帮助社区朋友。对她来说，读书是很困难的，但每次在她感到难以支撑想到要放弃时，都会记得仲裁庭的经验，当时只有我对她有信心，相信她能够继续学业和成为护士，想起这件事就会令她振作，令她能够坚持下去。（说到这里，关慧贞也感动得眼带泪光。）
后来，这位越南难民学生终于毕业当了护士。再过几年，她告诉我已经成家立业，生儿育女。这件事令我看到，这些工作是可以帮助别人，甚至改变人的一生。如果能够给人发展的机会，人家是可以成功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在政界做那么多年的原因。不论移民、难民或土生居民，不同背景不同种族，如果给人机会，是可以成功的。对我来说，重要的不是能否成功，而是给人家机会发挥。
这件事给我很深刻的印象，也给我启发，做社区工作最重要的是什么。那就是要把心放进去，相信所做的就是重要的。不要去判断他人，不要计算人家是否值得帮助，因为这个决定不应该是我们做的。人人都应该有机会，人人都值得支持，拥有成功机会。
从市议员开启从政之路
姚永安：那您为何会去参选市议员呢？
关慧贞：当时我虽在温哥华东区做法律顾问，但做了一段时间后我便有矛盾。我有次很不满地跟Jim Green说，虽然我们帮到很多人，但有更多的人不会知道来找我们帮忙，他们不知道有什么法律权利，他们有言语困难，也不懂得找人帮忙。他们不会来我们办公室求助，那么谁会帮他们呢？这令我感到很愤怒。
Green说我说得没错，市选即将来临。当时温哥华东区所面对的另一个大问题是房屋问题，刚好在1993年联邦政府取消全国房屋计划，宣布不会再建造廉价房屋。由于当时已经有很多人面对房屋问题，政府做法令我很愤怒。有些人叫我参选市议员，而当时温市发展要把市中心东端的贫穷人士赶走是很令人担心的。试问政府如果要在区内建造高楼大厦，赶走贫民，那他们可以搬到哪里？真的想要他们全部变成街头露宿者吗？我就是这样被说服参选，那是1993年，我当选温哥华市议员。
联邦自由党政府在1993年取消全国建造公共房屋的计划驱使关慧贞投身政坛竞选议员。之后，1998年时任省议员的关慧贞与国会议员戴慧思召开记者会批评联邦政府的决策造成7.5万过公屋单位的流失。时至今日，这项政策令加拿大失去超过50万个公屋单位，是造成今天房屋危机的其中一个主要因素。
姚永安：从政有分执政党和反对党，您当选却成为一人反对党。以一对十的经历和感受是怎样的？
关慧贞：当时真的很不幸，我的所有其他党友都落选，只有我一个在市议会。我不止孤身一人，而且还是新丁。在市议会要提出议题进行讨论，是要人附议的。但只有我一个，有谁支持我所提出的动议？不管怎样，既然温哥华巿民选我入议会，我一定要表达他们声音，我唯有想尽办法表达市民声音。尤其是那些一般议员不愿发表的声音，如草根阶层。
在市议会里有一个经历我想告诉大家。就是我第一次在市议会发言时的惨况。一般来说我说话是不会口吃的，但我在市议会第一次发言时，却是紧张得不得了，其实我已经把讲词写好，只是读出来便可，但当时我就是很紧张地无法畅顺读出来。
每次当我在市议会发言时，都有一位市议员总是反转椅子背向我，就好像我所说的都是废话，不堪入耳，这是对我所代表声音的不敬，一次又一次都是这样。终于我向市长说，那位市议员不知是否生病，中风或昏迷了，要不要打911召救护车。我是刻意把他的行为凸显出来，之后，这位市议员再没有在我发言时反转椅背了。
您常说我擅长演讲，但没有人知道我当初在市议会发言有多紧张。虽然我每次发言，都会预先准备好讲词，但总是很紧张的，甚至生怕演讲时会一个不小心，把肚子里的东西都吐了出来。所以，每逢二、四议会开会，我都不敢进食，空着肚子去开会。因此每次开完会后我都会很饿，四处寻找仍未关门的餐厅，要吃很多东西，人家见到我吃那么多都会吓一跳。
1993年，关慧贞获选为该市史上最年轻的市议员，并且担当一人反对党的工作。该图片是关慧贞在温哥华市议会充当一人反对党时的场景。
其实对于新人来说，是有很多事情要学习和克服的。不是一当选便可以胜任，也不是一出来便可以好好发言。虽然有些议员或许以为我说话不中听，但是在民主制度下，温哥华市民选我入议会，我是有权发表意见的，即使有人千方百计阻止我发言，我不仅不会就犯，反而会更加努力，因为这是我的权利和责任。
加入新民主党当选省议员
姚永安：1996年前省长哈葛（Mike Harcourt）退休，卑诗省选您在温哥华快乐山选区当选，与张杏芳成为卑诗省头两位华人省议员，当时为何您会选择加入新民主党呢？
关慧贞：我在温哥华市议会当了三年议员。1996年省选前省长哈葛宣布退休，很多新民主党人都来找我参选温哥华快乐山选区省议员。我想了很久，Green跟我说这是很重要的责任，他极力鼓励我参选。
1996年关慧贞获选及宣誓为首位华裔省议员
也曾有人问我为何选择新民主党，其实我当时也想了很久，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作出研究，知道从前少数族裔和华人被欺负歧视的时候，当时所有政党只有一个党站出来，为华人争取权利，这就是新民主党的前身平民合作联盟CCF。
我翻看过一些历史档案，发现从前的竞选广告，当时自由党选举广告说选民投票给CCF就等于让华人，那些Chinaman，那些Chink获得投票权，呼吁民众不要支持CCF。到了今天，由于社会欢迎多元文化，大家再没有听到这样声音。但在从前，社会是不接受多元文化，不接受族裔平等的。这段历史让我知道从前是那个政党站出来，以平等为华人争取权利，是新民主党。当我了解到这段历史后，我选择新民主党来支持和参选。
1935年联邦大选的竞选广告，自由党呼吁选民不要投票给支持给予华人投票权的CCF(新民主党)。
姚永安：您刚讲到从前华人被歧视的事，但我记得当您被选为省议员后，第一次在议会发言是用英文和中文的，却被反对党议员嘲弄，还令您落泪，可否讲讲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呢？
关慧贞：在1996年有两位华人首次被选入省议会，一直以来都有少数族裔被选入议会后，会在其第一次发言时以母语讲话，表示有多元族裔进入卑诗省议会。我当时也是这样想，终于有华人被选入省议会，这是华人骄傲，故此我在第一次发言时除了英文，也采用了广东话。当我发言讲到广东话部分时，一位自由党省议员取笑我。
这件事成为大新闻，说我在议会讲广东话出了事。媒体来采访询问我这件事，问我对歧视的看法。这件事令我想起来到加拿大后曾经遭受的歧视，心里一酸，眼泪便流出来了。一些人的反应却是对我作出质疑，他们说关慧贞会哭会伤心，那她是否真的能够做议员，究竟女性是否很情绪化？
在我之前，其他族裔议员发言都未曾出事，但我却受到嘲弄。我的发言全长30分钟，前20分钟用英文，之后约10分钟用广东话说的，事前我已经把讲词的英文和中文部分翻译交给议长。
当时我真的很伤心，我本来以为到了那个时候，歧视和欺负少数族裔和女性已经过去了，但却原来不是，仍然有人会找机会来攻击。
1996年关慧贞赢得省选，首次让华人进身省议会，开创歴史新一页。图为关慧贞在获悉当选后与父母及前省长哈葛的欢愉场面。
成为第一位华裔厅长历程
姚永安：当时有人质疑您的能力，但两年后，省长简嘉年Glen Clark却委任您入阁，成为卑诗省第一位华人厅长，担任城镇事务厅长。当时您年轻，经验也不多，人家会否质疑您是否真的有能力当厅长，还是您只是一个政治花瓶？
关慧贞：我很荣幸在1998年被省长委任入内阁，是第一位华裔厅长。虽然我不是很有经验，但简嘉年看到我把不同经验和经历带到省议会。我曾经担任过市议员，我相信省长委任我做城镇事务厅长不是把我当成政治花瓶，而是因为他见到我担任市议员时的表现，在很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可以把社区声音带入市议会。
我记得在市议会时，我想参与交通局工作，但市长却说我太年轻和没有经验。当时我跟他理论，说年龄究竟有什么关系？并且指出大部分年轻人都是搭公交车的，我们需要把不同的意见带进交通局。另一位市议员也是第一次当市议员，虽然他年纪比我大，但跟我一样也是没有经验的，我问巿长为何会委任这位议员入交通局呢？他是否用年龄歧视我？最后，市长接受我的要求让我参与交通局。
1998年关慧贞任职厅长时主持中华会馆安居楼的揭幕典礼
姚永安：很明显后来看到简嘉年对您的信任。当年卑诗省漏水楼是个很大问题，也是当时省政府一个大难题。您既非房屋厅长，但当时省长却是委任您作为专责厅长处理漏水楼问题。以我所知，当年您在省政府大力推动和策划建造公共房屋，是否这个因素令省长委派您去处理漏水楼呢？
关慧贞：我相信是有关连的。说到房屋，其实在我未当选前已经在推动要政府建造公共房屋，这些都是我带进政府的经验。大家要记得，在1993年时联邦政府已经取消全国房屋政策，联邦不再支持建造廉价房屋。那么在卑诗省我们应否继续建造公共房屋呢？怎样进行呢？钱从何来呢？我把跟非盈利机构合作的经验带入政府，如跟教会团体甚至私营企业一起合作，令政府有限资源可以发挥最大效用，建造更多廉价屋。我在背后是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虽然联邦政府退出建造房屋，但我们必须继续争取联邦拨款，如透过获得其他部门资源。
当时卑诗省是全国唯一一个在联邦政府取消房屋计划后，仍然继续建造公共房屋的省份。这不仅是我在背后的推动，也是新民主党立场。
姚永安：省政府要处理的是全省事务，但新民主党省政府却为华人社群做了很多事，如在70年代建造的中华文化中心；90年代建造唐人街大停车场，不仅解决当时停车位不够的问题，还建成了一间可以摆千人宴的酒楼，让社团可以在那里办社团宴；还有中侨总部大楼和老人院，商会会址，中华会馆安居楼，华裔军人博物馆、中华文化中心文物馆、上海巷和千禧门，都是由新民主党政府建造或拨款。以上这些跟您有没有关系呢？对您和新民主党来说，为什么要帮唐人街做那么多的事？
关慧贞：先看新民主党历史，跟其他政党是很不同的，在少数民族最困难的时候，华人最艰难的时候，无投票权，被人歧视，被人欺负，是新民主党为华人发声。在华人获得投票权后，我们其实有很多文化和重要事情要保存。新民主党前省长巴力协助建造中华文化中心，到了哈葛省长上台，当时很多人跟省长说唐人街欠缺停车位，社团朋友说没有酒楼摆设大型宴会，哈葛便建造了大停车场。
到了简嘉年当省长时，听到社区其他不同需要，如中侨不够地方，需要一个总部，那么总部哪里来呢？我记得当年我在市议会时，大家已经在查询现在的中侨那块地。其实那块地是属于市政府的，当时已经有人要求市政府把这块地拿出来用，跟执政党无党派协会的人说却没有反应，之后才来找我，希望我能够在市议会内提出。当我在市议会把这件事提出来后，无党派协会议员大为紧张，问为什么会由关慧贞提出来，又说市府可能这样做吗，即使市政府愿意出地，但省政府会拨款建造吗？
关慧贞担任内阁厅长时成功推动省政府设立有关二战太平洋战争的学校历史教材，图片最右手拿着教材的是加拿大史维会共同主席列国远。
省选后我跟省长简嘉年说这是一个很重要计划，这是为社区和移民服务，华裔朋友在卑诗省的贡献，对于下一代的移民我们亦应该帮助让他们可以安居和有好的发展。当我在政府讨论过这件事后，新民主党政府便决定拨款支持这个名为第17路段（Block 17）的计划。
姚永安：当时的新民主党政府也把华人中医和针灸纳入规管，认可其执业和行医地位，造福华人和主流社会。以我所知，卑诗省是在西方社会首个认可中医的，可否讲下当时为何要推动这件事，以及所面对的困难？
关慧贞：当时中医不入流，很多朋友都来问我怎样可以帮忙。究竟怎样可以把中医进入轨道？方法是成立一个中医和针灸管理局，负责规管，把中医主流化。我了解到当时有很多人，尤其是在主流社区都是不接受中医的，他们都不知道究竟中医是什么。
我个人跟中医是有深刻体验的。在我年轻时很不幸地遇到三次车祸，一次比一次严重。最后一次最严重，一辆警车没有在十字路口停车路牌前停车，拦腰撞到我。我的车要报废，而我则受伤。当时全身由头到脚都很痛，看过很多医生，吃过很多药都治不好。那时当我外出一会，便会全身都疼痛，我当时只是二十多岁。
后来有人建议我去看中医，在绝望的情况下我便去试试。透过中医穴位按摩，我满身痛楚竟然全部消失。真的很神奇，而且还不用吃药。当时中医跟我说，我吃了太多止痛药，这些西药对身体不好，令我的身体变得更差，叫我不要再吃这些药了。
这个神奇的经验令我领悟到，中医是可以帮助大家身体健康的。所以当中医界朋友找我帮忙时，我很乐意把中医推动上正轨。难度是有的，因为当时很多人都不相信中医，不知中医是什么，而中医界内部也有不同的意见和争执。
我在跟中医业界讨论的同时，也跟我们政府卫生厅长说，我们应该掌握卑诗省多元文化，提供两方面最好的医疗服务，包括西医和多元文化朋友带来的医术，让我们好好运用这些资源来帮助省民健康。我的话获得其他内阁成员赞同，认为可以推行。于是新民主党政府在2000年立法，成立北美第一个中医针灸管理局。
在野党省议员的岁月
姚永安：2001年新民主党惨败只剩两席，就连官方反对党地位也失去。两位省议员面对一个巨大的自由党政府，当时您们的经历和遭遇是怎样的？
关慧贞：在2001年省选之后，在议会里只有我和麦菲Joy McPhail两人，面对77位自由党省议员。我记得当初几年真的很困难，媒体跟我们说，在议会答问时段无论我们问什么他们都不会报导，因为那都是废话。那时我们办公室是在议会大楼地库，我记得爬上楼梯时都会觉得很灰心。
但即使如此，我和麦菲在省议会里仍然努力做好我们的工作，追问和督促政府问责。麦菲的硬朗是人所共知的，她是一名很犀利的议员，但在议会内，她会把手在枱底伸过来我那边握紧我的手，这是我们互相扶持的方法。当我们起立发言后，就只有我们两人自己在拍掌（关慧贞忍不住大笑）。
不管如何，虽然在那段时候有很多人对新民主党不满，但不等于我们所说的全部都是废话，我们仍会继续担当我们所需的工作和责任，把社区不同意见带到议会，就像我之前在市议会一样，把草根阶层声音带入议会，因为这些声音很多都是被忽略的。我们每日工作，同时也是重新建立公众对新民主党的信任。
2006年省议员关慧贞与范和富(现任卑诗省法务厅长)参加广东省友好协会成立50周年庆典
姚永安：从2001年到2015年您和新民主党都是做反对党，有人认为当反对党只是批评挑剔政府，没有什么实事可以做，这是您的看法吗？
关慧贞：当反对党是有很多不同程序和功能的，我们是有责任指出政府做错的地方，此外还要提出改善建议，这是十分重要的，一般来说，政府犯错都会隐瞒。当反对党我们还会提出不同的提议，例如从前很多人都不知道卑诗省有什么产品出产，卑诗省跟中国贸易有什么可以出口？我们曾经邀请山东电视台来到卑诗省，拍摄17集纪录片，介绍加拿大农业和农产品，同时展示加拿大美丽的风景，帮助推动旅游业。
我仍记得山东电视台农业专家来到卑诗省，惊叹我们的樱桃竟然会长得这么大，那么漂亮，他真的未曾见过。当我带他们拍摄有机蓝莓园，对于我们又大又茂盛的蓝莓树，他们也看得很羡慕。我们还参观过小红莓农庄，以及本省著名酒庄。这17集在全中国播放，让人知道我们卑诗省农产品和旅游资源。这个推动加中贸易的工作是我们反对党做的，我相信这些工作有助于促进贸易和旅游。
至于开平碉楼的事，我曾经与范和富Mike Farnworth到中国参与广东对外友好协会50周年庆典。卑诗和广东姐妹省关系是从前新民主党执政时建立的，由于当时卑诗省没有派代表参与，反对党便派我和范和富代表出席。在访问期间，听到有人说中国正在申请把开平碉楼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做了几次都没有成功。当时我想究竟可以怎样协助呢？回到卑诗省后我就发信和推出签名运动，呼吁三级政府议员回应表达支持。后来很高兴收到通知，开平碉楼成功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这都是反对党可以做的事。
中国女留学生赵巍在加拿大被杀害后凶徒逃回中国，由于两国没有引渡协议加上法制不同，这件案掉入窄缝。关慧贞为此案奔走及邀请赵巍父母访加寻求公义。（摄于2008年在温哥华召开的记者发布会）
另一个例子是中国留学生赵巍遇害案，这件令人伤心的惨案给我留下很深刻印象。来自中国家庭的独生女来加拿大求学被人杀害，凶手逃回中国，由于本地警方犯错，加上加中没有引渡协议，令这件事不了了之。当时赵巍的母亲写了一封信给我，请求我帮助她。
之后我在省议会向法务厅长提出质询，他说这是联邦政府权责。新民主党国会议员向联邦司法部长提问，却被告知这是省政府的事，两级政府互相推卸责任。这件事我们工作了好几年，甚至把赵巍父母和表姐请到加拿大，安排他们跟联邦移民部长和皇家骑警最高负责人见面，让他们关注和查询此案。最后，虽然加中没有引渡协议，但我们仍能促使两国合作，把凶手在中国审判和定罪，此案亦成为两国日后合作处理同类案件先例。
这件当初人们认为没有可能解决的案子，经过多年努力和奔走终于都解决了，当年这件案子有很多人帮忙，当中包括您姚永安先生在内。这件事充分反映出，其实有很多事情和贡献反对党是可以做到的。
2003年时任省议员的关慧贞诞下女儿，关妈妈全职在省府域多利协助照顾孙儿。
走向国会山庄
2015年当选为温哥华东区国会议员迈进国会山庄
姚永安：为何在2015年您会去选国会议员呢？
关慧贞：那一年，曾经担任温哥华东区国会议员多年的戴慧思Libby Davies 突然宣布不再寻求连任，很多人鼓励我参选国会议员。当时我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仍然是省议员。如果我当了国会议员，我实在不知怎样处理我的家庭。如果我长时间在渥太华工作，那么我两个孩子怎么办？
不过，之后仍有很多朋友和社区领袖跟我说，去渥太华发声是我的责任。这令我回忆起为什么在1993年我要参选入政界，原因之一是联邦政府取消全国房屋计划，当时我真的很愤怒，因为很多人都有房屋需要。这是联邦政府决定，如果要作出改变便要去到联邦政府追问。
另外讲到原住民经历，很多妇女，包括成年和少女被杀害和失踪，不是三两个，而是数千名妇女被杀害和失踪，但政府却无动于衷。我在过去二十多年都在追问政府，我认为必须召开全国性调查，找出问题和避免这样的事继续发生。
此外，对于移民社群，前任保守党政府所订立的公民法违背加拿大人人平等原则，令本土出生和移民入籍的有不同权利和待遇，把移民贬为二等公民。以上事情都令我思索是否应该参选国会议员，在渥太华发表意见。
就这些想法，最后我去找卑诗省大酋长Stewart Phillips谈这件事，本来我是想游说他参选的，因为我们真的很需要这些声音。他直接跟我说他不会参选，他认为我有责任出来参选，说这些议题我讲了那么多年，作为国会议员我可以把大家声音带进国会。大酋长的话令我改变主意，因为过去22年我都把社区声音带到市和省议会，现在有机会能够把声音带到国会，但我还是拿不定主意。
之后我去问温哥华东区居民意见，拍了千多户的门，问大家我应否参选国会议员，差不多所有人都表示赞成，并且说这是我的责任，是应该和需要做的事，经过这一步我便决定参选温哥华东区国会议员。
2015年当选为国会议员，关慧贞是第一位华裔议员在国会向总理提出质询并获得总理的直接回答，这在加国华人歴史上有相当的意义。
姚永安：您说要把人民的声音带进国会，这件事您是做到的。在国会338名国会议员当中，有很多国会议员一年也见不到他们在国会说话或演说，但您却差不多每个星期都会在国会发言或向政府提出问题。以我所知，您更是第一位华人在国会向总理提出问题并且获得他亲自起身回答的，而且还回答过很多次。为何您可以有这么多话说呢？
关慧贞：（忍不住笑出来）这些年来，相信大家都知道我是不畏惧发言的。我是会站出来讲话和为大家争取的，即使有些人对我所讲的话不喜欢听，但为了正义和公道，即使有些人不喜欢听的话我也会出来说。例如在国会讲到移民的需要，讲到难民的需要，讲到多元文化的发展，这都是非常重要的话题，这不仅仅对我们个人和家庭有影响，对全国都有影响。我们除了提出声音监督政府，也提出改善建议。对我来说，用心做事是要相信您所做的事，为大家争取。国会议员给我一个很好的机会，我必须把握选民给我的机会。
多年前，在我初当选后，已故前任省督林思齐曾经跟我讲过这句话。他说出来参政，人的荣誉不是来自政府职位，而是透过您所做的给与这个职位荣耀。英文是＂It’s not the title that gives you honour. It’s what you do that gives honour to the title.＂这句话入了我的内心。能够进入议会令我感到荣幸，很多人把我选入议会是想我发表他们的声音，所以在议会我经常会站起来发言和向政府提出问题。
关慧贞是原住民失踪妇女联盟成员之一，但在二十多年前参加第一次游行时，当时在场只有约十个人。
姚永安：去年11月，您在加拿大国会发表纪念南京大屠杀80周年声明，其实您在当厅长时便已经在推动这件事，在卑诗省设立了西方社会第一套从人道角度撰写的二战太平洋战争历史中学教材，课程当中包括讲述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等课题，当时为何您会这样做呢？是否很艰难呢？据我所知，当时的日本政府还向省长投诉。
关慧贞：我是在香港出生，在加拿大长大和接受教育，有很多历史我都不知道。我记得我们做市议员时，卑诗亚洲二战史实维护会在温哥华图书馆办展览并且邀请我出席，除了看展览，我当时还购买了数本书拿回家看，学习了这段历史。
我认为这段历史非常重要，很多人把此段历史形容为被遗忘的历史。与我的看法一样，很多来自不同背景，不同经验的人都认为要学习这段历史，令这样的悲剧和暴行日后不会重演。
史维会的负责人列国远曾跟我说想把这段历史放入学校教材，编写有关课本。因此我向教育厅长提出这件事，我说这是政府应该做的事情，可以让年轻人学习这段历史。经过我的游说，教育厅长同意推行，与史维会合作做这件事。这份教材做好之后，其他省份也有采用这份亚洲二战历史教材。
这件事是不容易做到的。首先您要说服其他厅长，同时也要说服政府教育官僚，让他们知道这件事的重要性，要他们都接受才能够进行。另一个困难是，日本政府全面否认这段历史。我还记得当时的日本驻温哥华总领事跟我开会时说，这些历史都是假的，根本没有这些历史，给我们造成很大压力。
2018年，加拿大华人社团联席会陈永涛及陈阿鈡在国会山庄举行的记者会向关慧贞递交支持订立南京大屠杀纪念日的社区签名。
为什么我会坚持做这件事？因为我深信，历史不是由我们说是否存在，历史是事实。我们的责任是在下一代，无论历史是怎样，我们不能更改历史，我们要保存历史，这是对受害者的尊重。也让下一代了解和不会忘记这段历史，千万不能让这样的历史再次发生。历史的重要性是用来学习的，我们必须从惨痛历史中学习。
从政25年反思与展望
姚永安：从政25年，有什么事您有深刻印象？有什么挫折您最记得？
关慧贞：最深刻的要算是赵巍案了，多年来我们费尽心力协助这个家庭寻求公道。这不仅是从政界方面出发，也可以从人生角度来看，让我想到自己的幸运，有这么多的机会，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我能够为赵巍家庭争取公道，虽然这个公道没法把她们的女儿带回身边，但这仍是很重要的工作，给我留下很深刻印象。很多人取笑我，那么辛苦人家都不能给我投票。但对我来说，这是我想做的事，这是人生我认为应该做的事情。
至于最失败的事是什么？可以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说我从政这么多年，只是做过一届执政党，其他时候都是当反对党。这可以说是失败，但即使当反对党，我仍有办法可以为大家争取。
关慧贞从政25年只经历过一屆NDP执政，但她却在短时间完成了大量重要的工作。关慧贞感谢当年省长简嘉年給予她的信任和机会委任她入內阁
另一件事不知是否失败，我在1996年被选入省议会，终于有华裔可以进入，我是很自豪的。我根据议会惯例，以母语发言，本来是很高兴的，能够把大家的名誉带入省议会，想不到发生那么坏的事，让我被人嘲笑和责骂。这是否失败呢？当有华人声音能够进入议会却发生这种事，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件事令我伤心。
姚永安：我记得当时批评您的还包括华人。
关慧贞：是的。
姚永安：虽然您做很多的事都跟华人有关，但如果大家在网上用您的英文名搜寻一下，便会发现您其实为非华人朋友也做了很多事。当中我见到您跟原住民有很密切和特殊的关系，可否跟我们说说？为何会有这个关系？您如何看待原住民？
关慧贞：原住民朋友是最先来到这里，后来英国人来到抢占他们的土地，这段历史是很重要的。原住民备受歧视，白人试图把原住民文化抹去。原住民子女被拉去那些寄宿学校，要把他们的原住民文化带走，要把它消灭。真的很难想象当时的人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原住民子女，试想想如果换作是华人被人针对，华人文化要被消灭的话，大家会怎样看呢？但这是事实，也是加拿大历史。
当我知道这段历史后，我对原住民有不同看法。我们也知道从前华人在加拿大也是备受歧视的，虽然原住民在那段日子也受到歧视，但他们却会跟华人做朋友，甚至施以援手。从前华人建造铁路，又饿又冻和无屋住，原住民会给华人食物，并请华人回家。虽然原住民本身拥有的不多，但他们仍然会帮助华人。为什么原住民会这样做呢？因为他们觉得我们即使来自不同种族，我们全部都是一样的人，在社区内我们是相连着的。
关慧贞从政生涯受到主流认可，图为The Georgia Straight关慧贞封面人物照。
在我的选区里面，是有很多原住民聚居的。很多都面对着困难生活，没有好的房屋居住，令我想起我刚来到加拿大时的生活，所以我会关心和尽力去帮助他们。
我加入政界就是想帮助贫穷的朋友、无声音的朋友、有言语障碍的朋友、移民朋友、难民朋友等等。因为我认为，无论您是从那里来，来自什么背景，都应该有好的发展机会。人最需要的是有这个机会，但很多人却没有，有些人没办法读书，有些人无家可归，在那种情况下他们怎样可以成功呢？因此我认为每个人都有责任协助改善社区这些情况。
当年原住民虽然物质缺乏，但他们仍然欢迎白人来到加拿大，但之后土地却被抢占，子女还被拉到寄宿学校虐待，令他们失去自己的语言、文化和历史。奇怪的是，即使如此他们竟然可以继续生存，文化仍然可以保存。因此我是很感激原住民的，而他们亦教导我做人道理，所有人都是互相关连的，我们要互相帮助，互相了解，互相尊重。在华人备受欺负的时候，原住民给华人先辈很大帮助，这是我牢牢记住的。
姚永安：从政25年，您未来有什么计划和愿望？
关慧贞：很多人问我从政25年后，下一步会怎样？当然我希望透过工作继续为大家服务，我亦希望我们新民主党可以在联邦执政。过去25年我只是做过一届执政党，这些年来我累积了这么多经验，如果新民主党成立政府我会怎样做呢？我希望未来可以再有这个机会，可以用成立政府的职衔来为大家服务。不是说执政是很风光和成功，而是执政可以在政府带来改变，可以设立新的计划或服务，给国民生活带来改善，因此我希望有这个机会，也是我工作方面最大愿望。
在家庭方面，我是两个孩子母亲，我的女儿已经15岁了。我想起我的母亲来到加拿大这些年来都很辛苦，她很伟大。她不是把自己利益放在前面，而是把家庭和儿女需要视为第一。到了今年八十多岁，她仍然是这样。她来到加拿大最初做农民工，之后做洗碗工，直到65岁退休。她那么辛苦，就是想看到子女在加拿大有好的发展机会和成功。
对我来说家庭是很重要的，我亦希望有一天我能够看见自己的儿女长大，看到他们成家立业，有自己的子女。（关慧贞情绪显得很激动，访问结束。）
（采访、撰稿人：姚永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