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加拿大看病排期长？

Xiaoming Guo 郭晓明

 

有数据显示，2025年至少有370万加拿大人正在等待手术、诊断扫描或专科医生的诊治的时候死亡。而据智库“第二条街”估计，实际数字约为580万，大约相当于每八个人中就有一人在医疗排期中死亡。2024年有近2万4千人在排期时死亡。已经诊断出是什么病，已经知道如何治疗，就是在等待治疗的过程中死亡了，这是发达国家的悲剧。无论“第二条街”的数据是否准确，看病难是加拿大人普遍感受到的实际情况，不少人都有切身体会。

加拿大是全民医保。但这个全民医保的医疗服务很多是由合同医生来提供，医生看完病不是收病人的钱，而是把账单给政府，要政府补偿。要看病，就得先看家庭医生，才能得到全民医保的服务。英国家庭医生是强制性的，每个人都必须有一个家庭医生。加拿大不是强制性的，你可以去诊所或者医院急诊室。那是给没有家庭医生的加拿大人一个保底的医疗安全网。但诊所候诊时间比较长，往往需要等待1-2小时，好处是不必预约。医院急诊室等待的时间更长，因为急诊室优先看严重病人，如车祸和中风之类，这些病人可以后来先看，如果是一般咳嗽发烧的病人，在急诊室等上8小时也不奇怪，就看运气了。而且，急诊室的医生每次不忘提一句，以后这种病不要来看急诊了。医院不提供一般门诊，只有急诊。加拿大人看病因此非常为难，没有家庭医生的天天等待申请的家庭医生，有了家庭医生的又怀念无需预约想看就看的社区诊所。滑铁卢地区预约家庭医生，一般需要三周左右，三周以后，病早就不是想看病时候的病了。家庭医生的好处在于医患关系比较密切，医生比较了解自己病人。坏处是病人没有选择，只有一个门卫看管自己能否使用全民医保服务。有些地区好的，家庭医生多，预约很快，一天就可以了，这样的家庭医生制度可以接受，如今从预约家庭医生到家庭医生转诊专科，往往需要2个月时间。

病人没有选择，使得医生干好干坏一个样，因此没有了激励机制。而且政府买单有硬性规定，每次出诊付费范围是死规定，医生因此尽量缩短看病时间。按照每次出诊付费，看1分钟和10分钟付费一样，医生当然希望看病时间越短越好。而且不一次看完，说每次只看一个病症，其它病症另外预约，论次数嘛。医生看病是短平快。预约三周，候诊半小时，看病1分钟。医生也开发一些副业，如开病假条要收费$30，打电话续药收费$25等等。

医疗界还有很强的业界组织，除了业内自律与统一规范和教育新标准新药新疗法外，兼做公众公关和政府游说工作。他们对选举影响很大。对于医疗体系排期长的问题，没有一个政客敢谈及医疗工作者的责任。所有政客都为医疗工作者开脱。右派主张私有化，实质是为医疗工作者增加收入。左派主张支持医疗工作，要求政府增加医疗开支，也是增加医疗工作者收入。当医疗成为全民医保公共产品以后，医疗体系就成为一个天然垄断行业，垄断行业就有垄断利润，这才是排期长的市场逻辑。排期长就是向政府要更多资金的筹码。加拿大医疗卫生的开支，已经从1975年的%7GDP增加到2025年的%12.5GDP。如果医疗技术进步了，加拿大人民健康水平改善了，医疗费用的开支占GDP比重就应该下降而不是上升。医疗技术进步意味着医疗效率提高，健康水平提高意味着看病的病人减少。医疗与药物的科技进步是肯定的，如果医疗费用占GDP比重上升了，很可能就是加拿大人健康水平下降了，看病和看重病的病人增加了，这样的医疗体系就是一个失败的医疗体系，它没能提高加拿大人民的健康水平，反而降低了加拿大人的健康水平，即加拿大医疗体系不仅缺乏激励机制干好干坏一个样，而且有一个负激励，就是服务越差越能向政府要钱。这和中国有段时间争取做贫困县要政府补贴一样，贫困成为一种资源。加拿大医疗排期长也是一种资源。

经常看到一些文章，说到加拿大医疗体系好的时候，有每十万人有多少医务人员，有多少病床等等。医疗设备和医务人员充沛当然是一种优势，但是，这种评价体系是一种误导。一个医疗体系的好坏，就社会而言，因该以这个国家人民的健康水平高低来评价。既然加拿大病床和医务人员多，那排期应该短才是呀？为什么医疗开支比例增加了，排期反而长了呢？就经济而言，一个医疗体系好坏，在于劳动力的质量，请病假的少，工作效率高。这和军队医务人员一样，目的在于减少因病伤战斗减员。如今讲照顾弱势群体了，不能歧视肥胖症的人就业，这些人就业，对于有些工种而言，工作效率低就是低。所以，加拿大医疗卫生体系的业绩评价指标是错误的。

既然全民健康水平的提高是一个公共事业，医疗卫生服务就是一种公共产品，公共产品就应该政府提供。政府提供服务就不应该外包给私营合同者，公司混杂制造了寻租现象，滋生腐败，医务工作者没有提供医疗水平和服务质量的激励，只有在制度中寻找经济租金最大化个人利益。这种现像在中国改革开放经济转型时候表现得特别严重，就是腐败，就是批条子，走后门。如今家庭医生掌控者病人看病的必经之路，就是一种可以盈利的垄断。本来一次看病把身上毛病都解决了，就是最经济的医疗流程，但非得一个病症预约一次，折腾病人浪费医疗资源，本来一次可以看完的，要预约多次，而且家庭医生和病人往往不住在一个社区，可能要开车很远才能就医，这样不利于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却可以提高医务工作者的收入，无形中增加了很多非诊病的工作量，并外溢出许多社会成本，如病人看病时间增加数倍。这种经济活动不是提供实质服务，这种工作量就是寻租工作量。寻租在加拿大医疗系统里边比比皆是。比如药房处方费，明明知道病人终身依赖不能中断，药房知道，但每次最多给12周的药，每12周续一次，药房就多收一次处方费。如果医生上次开药药方的量吃完了，没有医生处方不给续，病人必须预约家庭医生看一次才能续，等等。取药也不是给了处方药就能拿到药，在沃尔玛超市里的药房，每次递上处方，药房要病人过半小时以后再来取药，明摆着逼病人在超市里多呆半小时。药店几乎每个大超市都有，每个街角都有，一点不比超市和杂货店数量少，可见这个医疗体系能从病人身上赚多少利润。

超市药品货架就属止疼片货架最宽，可见止疼片市场极大。止疼片滥用，就是小病不看，吃片止疼片挺过去，等把病养大了再看，这样医疗体系收入利润高，于全民健康没有一点好处。把全民置于亚健康状态，降低了加拿大劳动力质量，降低了加拿大经济的竞争力。医生开止痛药是常有的事情。加拿大滥用止痛药，搞得很多人阿片上瘾，搞得加拿大阿片过量中毒事件频发。安省2024年阿片类药物过量死亡2200人，每天都有十个人阿片过量死。

要解决加拿大医疗排期长的问题，就应该废除家庭医生制度，代之以社区诊所制度。公共产品，就应该全部政府提供，不搞公私混杂的寻租制度，医务工作者都实行工薪制度。社区诊所可以形成竞争，病人可以选择不同诊所，这个诊所排队长就去另一个诊所，这就激励诊所提高服务质量。病人有了选择，才有竞争机制。医院诊所业绩，要以辖区人口整体健康水平来评估。需要有每年常规体检，评估人口健康水平，和防止疾病发生。有普查体检，就有预防措施，就能减少疾病，就能减少医疗系统的压力。减少医疗系统压力的正道不是增加医疗费用，而是提高人口健康质量。

医疗卫生体系要增加老人高质量生命，提高老人生活质量，以此减少老人疾病，减少医疗与药物负担，减少整个经济体的成本。中国大妈广场舞就是老人社交与娱乐的活动，增加心身健康，减少对医疗和药物的依赖，降低政府医疗开支负担。

利益集团在加拿大公共服务部门泛滥，学校、医疗卫生，和邮政，都不同程度处于怠工状态。因为有负激励，业绩越差，就能从政府要更多资金。这是囚徒悖论的博弈，各个利益群体的自身利益最大化导致加拿大整体经济下滑。实质经济活动减少，寻租经济活动增加，更多的资源和精力浪费在政治博弈中，而不是发展经济。凡是能绑架公共服务，形成行业垄断的部门，都增加了政府开支并降低了公共服务质量。要改变这种利益集团盘根错节的局面，非一朝一夕之功可一蹴而就，需要有才德兼备的领导有勇气动利益集团的奶酪。美国马斯克的政府效率部门就失败了，以马斯克的才干能力，在利益集团面前依然败下阵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