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助计划丑闻——兼论《外国影响透明注册》
Xiaoming Guo 郭晓明
在1995 年魁北克全民公决中,魁北克人以微弱多数投票支持魁北克留在加拿大后,总理让·克雷蒂安 (Jean Chrétien)领导的自由党政府采取了各种举措,以促进该省的联邦制。赞助计划始于 1996 年。公共资金从公共项目和政府服务部直接拨给私人广告机构,以在魁北克的文化、社区和体育活动中宣传加拿大和联邦政府,旨在增加魁北克人对加拿大的认同。有媒体质疑这些合同的支出和处理方式。两份审察长报告和一次公开调查透露广告公司高管和自由党官员经手的腐败金额超过 3 亿元;其中 1 亿元从政府流向了自由党。五人被判犯有欺诈罪。连同其他几个问题,这一丑闻导致克雷蒂安的继任者保罗·马丁的政府在 2004 年沦为少数派。
背景
1980 年 5 月,59.56% 的魁北克人在全省公投中投票决定留在加拿大。全民公决后于 1982 年通过了加拿大宪法文件《权利与自由宪章》,但魁北克省长勒内·莱维克拒绝签署。1990 年的Meech Lake 协议和1992 年的Charlottetown 协议都未能将魁北克的签名添加到1982 年的宪法法案中。这些宪政斗争导致分离主义者魁北克党于 1994 年在魁北克重新掌权。该党于 1995 年安排了第二次魁北克公投,这一次,只有 50.58% 的人投票支持魁北克留在加拿大。
推出赞助计划
总理让·克雷蒂安 (Jean Chrétien)对全民投票的结果做出了回应,提出了各种促进魁北克联邦制的举措。其中一项是始于 1996 年的赞助计划。该计划旨在通过赞助该省的文化、体育和社区活动来提升加拿大和联邦政府在魁北克的形象。
赞助计划最初由公共项目和政府服务部官员 Chuck Guité 管理。他获得了一项已经为民族团结预留的基金。从 1997 年到 2003 年 12 月,该项目的预算为每年 4000 万元。Guité 与多家广告公司签约;他们确定赞助的活动,将资金用于活动,并确保联邦政府在场。受雇的机构之一是 Groupaction Marketing。
丑闻的开始
在 1999 年 12 月 31 日发表在《环球邮报》上的一篇文章中,记者丹尼尔勒布朗和坎贝尔克拉克揭露了该计划中有问题的费用和会计做法。例如,花费 325,000 元购买一个形状像RCMP军官巡回文化活动的大气球。这篇文章引起了媒体和反对党的更多关注,并引发了更多的爆料。
从 1999 年 12 月到 2002 年 3 月,勒布朗和克拉克发表了数十篇关于丑闻的文章。2002 年 3 月,他们透露政府已向 Groupaction 支付 550,000 元以撰写有关该计划的报告;但该报告似乎不存在。一周后发现,那份报告正是政府此前支付 给Groupaction 575,000 元撰写的同一份报告。
第一份审察长报告
2002 年 5 月 8 日,审察长Sheila Fraser 发布了一份关于 Groupaction 合同的特别报告。它指出,“负责管理合同的高级公务员表现出对……旨在确保政府采购审慎和廉洁的政策和规则的无视。” 该报告详述了许多授予非竞争性合同并为从未交付的服务付款的案例。弗雷泽建议加拿大皇家骑警调查与该项目相关的价值 160 万元的合同。
克雷蒂安总理选择继续该计划,但由政府官员而非外部机构处理合同。2003 年 4 月 28 日,公共项目部长拉尔夫古德尔宣布了新政策,以加强问责制和控制政府的广告支出。与此同时,反对党在 2002 年至 2004 年间成立了多个委员会,研究丑闻的不同方面。这使有关财务管理不善和自由党腐败的故事多年来一直在新闻中出现,尤其是在魁北克。
第二份审察长报告
审察长于 2003 年 11 月完成了另一份报告。11 月 12日,在计划提交的前几天,克雷蒂安宣布议会休会。一个月后,即 12 月 12 日,他辞去总理职务,由新任自由党领袖、财政部长 保罗·马丁接任。第二天,马丁取消了赞助计划。
审察长的报告于 2004 年 2 月 10 日提交下议院。它详细说明了联邦政府在 1997 年至 2001 年间通过赞助计划监督 2.5 亿元支出的方式。它批评缺乏适当的合同和问责制过程。它还解释了 1 亿元是如何从政府的赞助资金中转移到联邦自由党的魁北克支部的。
戈马利调查开始
2004 年 2 月 19 日,马丁总理宣布成立赞助计划和广告活动调查委员会。它由魁北克高等法院法官约翰·戈马利领导,并被称为戈马利调查。马丁还解雇了两名与丑闻有关的自由党官员:前公共项目和政府服务部长阿方索·加利亚诺(克雷蒂安曾经任命他为驻丹麦大使)和让·佩尔蒂埃 (Jean Pelletier),让·佩尔蒂埃是克雷蒂安 (Chrétien) 的前办公室主任和前魁北克市市长,还曾被任命为VIA Rail的董事会成员。
2004 年 5 月 10 日,赞助计划的前任管理员 Chuck Guité 和 Groupaction 总裁 Jean Brault 成为卷入丑闻的几人中第一个被指控欺诈的人。
政治后果
持续不断的丑闻成为 2004 年 6 月联邦大选的主要议题。该计划是在让·克雷蒂安 (Jean Chrétien)担任总理期间开始的;但将丑闻归咎于保罗·马丁的加拿大人几乎是加拿大人的两倍。反对党成员坚称,他一定知道,或者应该知道,在他担任财政部长期间发生的腐败行为。民意调查显示,丑闻是导致他的政府沦为少数派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 2005 年 4 月的全国电视讲话中,马丁承诺在收到戈马利大法官的报告 30 天后举行选举。与此同时,戈马利调查组在 2004 年 9 月至 2005 年 6 月期间听取了 172 名证人的证词。他们称政府被多收了费用;为同样的工作付两次钱;为从未提供的服务支付发票;向自由党支持者和其他人提供慷慨的合同,以换取对党的捐款。前总理克雷蒂安在听证会上作证,马丁也是如此。这是在任总理第二次在公开调查中作证。(第一个是1873 年太平洋丑闻期间的约翰·A·麦克唐纳爵士。)
第一份戈马利报告
戈马利的第一份报告于 2005 年 11 月 1 日提交。报告称已花费 3.32 亿元用于赞助和广告计划;其中,44% 用于支付给广告公司的费用和佣金。该报告证实了审察长揭露的腐败行为。它还表示,虽然 Guité 在 1999 年退休之前一直负责该计划,但公共项目部长Alfonso Gagliano和 Chrétien 的办公室主任Jean Pelletier一直在监督这一切。
戈马利发现,魁北克联邦自由党的高级官员、克雷蒂安的密友雅克·科里沃 (Jacques Corriveau) 在广告公司与魁北克自由党之间的回扣制度中发挥了关键作用。(Corriveau 拥有一家图形公司,并从赞助合同中获得了数百万元的分包合同付款。)该报告还描述了新的和令人不安的细节;例如,Corriveau 和 Groupaction 总裁 Jean Brault 都曾要求并收受经济回扣。
该报告洗清了马丁的不当行为,但发现克雷蒂安“应对赞助计划和倡议的实施方式有缺陷负责”。然而,克雷蒂安 (Chrétien) 就此定性起诉了戈马利及其 调查。2008 年,联邦法院站在克雷蒂安一边,下令“搁置”戈马利的调查结果。
马丁承诺,魁北克自由党将向政府偿还其非法收受的110万元;开除涉及丑闻的自由党成员;并做出更多改变,以确保此类做法不会再次发生。
不信任投票和选举
反对党没有等到马丁宣布他承诺的选举。他们指责马丁的少数派政府与赞助丑闻有关的政治腐败,并支持 2005 年 11 月 28 日的不信任投票。在随后的 2006 年 1 月 23 日的选举中,自由党失去了由斯蒂芬哈珀领导的保守党的权力。与 2004 年一样,民意调查显示丑闻是一个重要因素。
第二次戈马利报告
戈马利的第二份报告于 2006 年 2 月 1 日发布,就在马丁离任前几天。它提出了 19 条建议,包括公开透明的广告和赞助合同授予流程;为参与监督政府计划的议会委员会提供更多资金;更加公开的副部长遴选程序;和公共服务章程。
定罪
前公共项目官员查克·吉特 (Chuck Guité) 于 2006 年因五项欺诈罪被定罪。他被判入狱 42 个月,服刑约七个月后于2009 年 2 月获得假释。Groupaction 总裁让·布劳特 (Jean Brault) 承认了与吉特 (Guité) 相同的五项罪名和2006年被判刑30个月,服刑5个月后获假释。
广告主管 Paul Coffin 于 2005 年承认犯有欺诈罪。他被罚款并被判入狱 18 个月,服刑 3 个月。2007 年 6 月,另一位广告主管让·拉弗勒 (Jean Lafleur) 被判入狱 42 个月,并处以 160 万元的罚款。他服刑 7 个月,据报道只支付了不到 30 万元的罚款。克雷蒂安 (Chretien) 的前任参谋长让·佩尔蒂埃 (Jean Pelletier)因被VIA Rail解雇而被不当解雇提起诉讼;他在 2007 年赢得了 330,000 元的和解金。
加拿大皇家骑警花了11 年的时间才对丑闻中的关键人物自由党高级官员雅克·科里沃 (Jacques Corriveau) 进行调查并提出指控。2013 年,他被指控以权谋私、洗钱和伪造罪名。他被定罪并被判处四年监禁,并支付 140 万元的罚款。他于 2018 年 6 月去世,享年 85 岁,当时他的案件正在上诉中。
补救
2006 年 12 月,斯蒂芬·哈珀总理领导的保守党政府出台了《联邦问责法》。它实施了戈马利调查也推荐的许多政策,例如为举报人提供保护;制定更严格的准则来监督公共资金的支出;并赋予审察长更多权力。然而,戈马利法官批评这些立法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以限制总理办公室中未经选举产生的人的权力。
影响
赞助丑闻使联邦自由党陷入政治在野长达十年之久。在1993年、1997年和2000年连续三届获得多数席位后,在301席中获得172席,2004年沦为少数派135席,2006年降至103席,2008年降至77席,2011年仅剩34席. 让·克雷蒂安和保罗·马丁的拥护者之间的党内分裂导致了内讧。在多年关注党的腐败之后,一系列无能的领导人努力重塑党的形象. 这种关注在前自由党据点魁北克尤其具有破坏性。自由党在该省的席位总数从 2000 年的 36 个下降到 2006 年的 13 个和 2011 年的 7 个。贾斯汀·特鲁多( Justin Trudeau ) 2015年重新上任。
《外国影响透明注册》
据戈马力审察报考,Groupaction Marketing 不仅将赞助计划合同资金返还自由党,而且,通过它的美国分支机构Groupe Polygone在美国为自由党募集政治经费。这是一个域外干预加拿大政治的例子,是外国资金流入了加拿大政治。
2023年加拿大政府征求公众意见,准备建立《外国影响透明注册》机制,这个咨询公众的《外国影响透明注册法》仅仅限于外国政府相关的组织和活动,这是不科学的。以赞助丑闻为例,外国对加拿大政治的影响并不限于外国政府行为,外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都会对加拿大政治产生影响,都有可能损害加拿大国家利益。比如说Tides Canada这个非政府组织,它支持环保和原住民人权,但它的经费来源于美国的Tides基金,Tides基金后台老板是美国几大资本巨头,包括洛克菲勒家族。洛克菲勒是石油大亨,Tides Canada的活动很多与加拿大油管建设相关,美国石油大亨的钱影响加拿大的油管建设,这就有利益冲突,就是外国势力与加拿大国家利益相冲突。显然,《外国影响透明注册法》仅把注册范围限制在外国政府是无视了历史经历,域外势力影响加拿大政治,往往不是外国政府所为,而是外国资本所为。对加拿大政治影响最大的外国组织就是邮报集团。邮报集团是美国资本控制的集团,控制了加拿大英文媒体半壁江山。它对加拿大政治和国家政策的影响,超过所有其它组织,是最大的外国影响加拿大政治的组织。但这样一个媒体却可以公然影响加拿大政治而无需注册。一个国家,其媒体半壁江山被外国控制,这有民主就大打折扣。
赞助丑闻以后,加拿大采取了许多措施防止各种组织机构不恰当干预加拿大政治,其中包括游说专员办公室,监管各种游说活动,如今从事游说的团体组织都必须注册,无论是国内组织还是国外组织。加拿大还成立了公共部门廉政专员办公室,专门监督政府官员不检点行为,包括与外国干预互动行为。加拿大政府还制定了更加严格的政治捐款制度,包括禁止外国资金流入加拿大政治。还强化了举报人保护措施,鼓励举报。那么,《外国影响透明注册》究竟能为防止外国干预加拿大政治起什么作用呢?就是无论你这个组织是否从事政治活动,是否参与了加拿大选举活动,你的存在就是外国影响。那么,这个《外国影响透明注册》是否对所有和外国政府有关联的组织都一律使用呢?估计不是。根据加拿大《外国影响透明注册》公共咨询网站的问答解释,改注册就是针对“敌视国家”而设立的。什么是敌视国家?怎么定义“敌视国家”?这有很大随意性,没有客观标准。比如和加拿大有正常外交关系,没有相互宣战进入战争的国家,就应该不是“敌视国家”,这才符合国际法。但是,这个注册的提出,是以民主专制划线的注册,而一个国家是民主还在专制,没有国际法定义,各国都有自己的定义。如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就定义了中国是民主国家,但加拿大不承认。那么君主立宪算民主吗?这肯定不是所有学者都同意的。因此,《外国影响透明注册》很可能就会成为对加拿大某一些族裔的歧视性法律。有如100年前的《排华法案》。只要把某族裔的祖籍国定义为专制国家,这个族裔的组织就都被烙上耻辱印记。基本你不需要注册,即便你没有和祖籍国政府有联系,谁会去政府网站查注册呀,你去查过那些注册的游说组织吗?公众只有知道哪个国家是需要注册的,就会把这个国家的移民都视为“国家安全威胁”。这是非常危险的种族歧视法律。
在国际政治中,没有永远的敌人和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区分国别要求注册违反加拿大国家利益,违反加拿大法制精神。《外国影响透明注册》应该建立在保护加拿大国家利益的基础至上,要维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外国注册就必须对所有国家一视同仁,必须对加拿大所以组织一视同仁,不分族裔及其祖籍国。如果《外国影响透明注册》是国家安全必须,就要维护加拿大法治精神,不能有任意性和歧视性。把加拿大国内法作为地缘政治工具使用会摧毁加拿大法制社会,选择性实施法律,会导致种族歧视和人道主义灾难。把《外国影响透明注册》作为地缘政治工具会使得加拿大丧失司法独立性,丧失司法主权。
如果《外国影响透明注册》是为了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加拿大公民都应该支持;反之,如果是为了地缘政治,就会牺牲加拿大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加拿大公民就应该反对。 地缘政治应该使用国际法和外交政策,而不应该使用国内法。一个不是根据活动和行为,不是根据一个组织从事什么活动和做了什么,而是仅仅是根据是否与某些祖籍国政府有联系的法律,是歧视性法律,违法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华裔公民没有做违法的事情,只因为和祖籍国政府有联系,就必须注册,而一些它族裔就无需注册与他们祖籍国政府的联系,这就是歧视。
加拿大和中国有正常外交关系,加拿大和中国没有宣战,加拿大和中国不是战争状态。视中国为敌视国家,视华裔为潜在间谍,这将导致全社会对华裔的歧视。如果《外国影响透明注册》实施不是无差别对所有国家一律平等,而是仅针对几个国家,且华裔是视觉可区别族裔,华裔的就业和升职都会被歧视。
在《排华法案》100周年的时候,华裔加拿大人要高度警惕,要多渠道发声,严防《外国影响透明注册》成为歧视华裔的《排华法案》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