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英国市场到全球布局：加拿大180年贸易道路在2026年迎来新转折

《加拿大和世界报道》综合编译

2026年8月22日，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宣布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理由是美方最新提出的条件在经济上不合理、不公平，并可能削弱加拿大从协议中获得的整体利益。加拿大同时宣布，将针对美国新一轮关税采取等值反制措施。这个发生在加美边境两侧的现实事件，使一个贯穿加拿大近180年历史的问题重新变得迫切：一个经济高度依赖对外贸易、又与世界最大经济体共享漫长边境的国家，究竟能否真正实现贸易市场多元化？

加拿大国际事务研究所与卡尔加里大学公共政策学院联合发表的政策论文《加拿大寻找贸易市场的历史历程》，把这一问题追溯至19世纪40年代。论文作者、加拿大军事与外交史学者大卫·伯库森认为，加拿大寻找海外市场的历史，实际上也是一部不断在英国帝国体系、美国大陆市场、国内东西向经济联系与全球多边贸易之间寻找平衡的历史。

19世纪中叶以前，今天加拿大所在的英属北美殖民地，包括上加拿大、下加拿大、新不伦瑞克、新斯科舍、爱德华王子岛和纽芬兰，主要依靠英国市场。英国的帝国优惠制度使加拿大木材、毛皮、粮食和其他天然产品能够以优惠关税进入英国。

1846年，英国废除《谷物法》，转向自由贸易，原有的殖民地关税优惠逐渐消失。加拿大木材突然必须与运输距离更近、价格更低的波罗的海木材竞争。蒙特利尔的船主、银行家、保险商、港口经营者和商人开始迫切寻找新的出口市场。

这种经济压力推动蒙特利尔部分商界人士在1849年发表《合并宣言》，主张英属北美脱离英国并加入美国。其主要目的不是文化认同，而是获得美国市场的自由准入。合并运动最终失败，但它揭示了此后加拿大贸易政策中一个长期存在的现实：政治上，加拿大希望保持独立；经济上，美国市场却具有难以抗拒的地理吸引力。

1854年，英国代表英属北美殖民地与美国签订《互惠条约》，许多天然产品得以免税跨境贸易。殖民地社区开始与距离最近的美国城市做生意，铁路也逐渐跨越边境连接起来。加拿大采用十进制货币制度、统一北美铁路轨距，也在客观上推动了两国经济融合。

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美英政治矛盾和美国国内保护主义上升，使该条约在1866年终止。此后，加拿大政治领袖多次试图恢复对美互惠贸易，但均未成功。1867年加拿大联邦成立，除了政治和安全因素，也包含建立英属北美统一市场、取消殖民地之间关税壁垒的经济考虑。

约翰·麦克唐纳政府后来推行“国家政策”，以关税保护加拿大制造业，并建设横贯东西的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加拿大试图依靠铁路、关税和国内市场抵消大陆地理所形成的南北贸易引力。然而，保护性关税也促使美国企业在加拿大设立分厂，以绕过进口关税。汽车、电气和电话产业由此逐渐形成跨境生产关系。

1884年，华工在卑诗省山区修筑加拿大太平洋铁路。19世纪80年代，数以千计的华工承担了卑诗省西段最艰险的开山、爆破和铺轨工程，为横贯加拿大铁路贯通作出不可替代的贡献。
摄影：Ernest Brown；图片署名：Boorne & May／加拿大图书档案馆，C-006686B；许可：CC BY 2.0。

1891年，加拿大自由党提出与美国建立关税同盟，但在联邦选举中失败。1911年，威尔弗里德·劳里埃政府再次推动加美互惠贸易，也因加拿大国内对经济并入美国、削弱英联邦联系的担忧而败选。这两次选举说明，对美贸易从来不只是经济问题，还牵涉加拿大国家认同、政治主权和文化安全。

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这种力量结构。加拿大向美国军工产业出口大量原材料，美国超过英国成为加拿大最大的客户。加拿大融资中心也逐渐从伦敦转向纽约。战争结束后，加拿大与澳大利亚、法国、比利时、荷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加勒比地区签订贸易协议，但这些市场始终无法取代美国。

1930年，美国通过《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大幅提高进口关税，加拿大出口受到严重冲击。加拿大总理理查德·贝德福德·贝内特一方面采取报复性关税，另一方面试图通过1932年的渥太华帝国经济会议扩大与英国及英联邦国家的优惠贸易。但是，加拿大很快发现，帝国市场仍然无法代替美国市场。1935年和1938年，加美先后签订降低关税的贸易协议，两国经济重新靠近。

第二次世界大战进一步推动北美生产体系一体化。1941年的《海德公园宣言》把加拿大纳入盟国军工生产和美国租借法案体系，两国开始像边境不存在一样协调军工生产。战争结束后，加拿大又积极参与建立《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成为多边贸易制度的重要支持者。

1947年至1948年，加美曾接近达成自由贸易协议，但时任总理威廉·莱昂·麦肯齐·金担心加拿大因此远离英联邦并在政治上过度接近美国，最终否决了协议。不过，经济融合并未停止。1959年圣劳伦斯海道建成，1965年加美签署汽车产品贸易协定，跨境铁路、公路、能源管道、电力网络和汽车供应链日益紧密。

1989年《加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1994年扩大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2020年又被《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协定》取代。到21世纪，加美贸易已经不再只是产品从一个国家出口到另一个国家，而是原料、零部件、技术、资本和服务在边境两侧多次往返。同一辆汽车可能在安大略省和美国中西部之间跨越边境数次，才完成最终组装。

伯库森的论文发表于2021年。当时，他得出的结论相当明确：加拿大可以而且应当寻找美国以外的市场，但这些市场只能补充北美贸易，很难取代美国。他认为，地理位置、基础设施和长期形成的产业联系，已经使加美贸易关系接近不可逆转。

然而，2025年至2026年的关税冲突，使这一判断面临新的检验。经济一体化曾经被视为稳定和繁荣的保障，如今却也可能成为施加政治和经济压力的工具。供应链越集中，市场依赖越深，一方改变关税或市场准入规则时，另一方受到的冲击就越大。

2025年，美国先后对部分加拿大商品以及钢铁、铝和汽车等战略产业采取关税措施。进入2026年，加美围绕关税、原产地规则、乳制品市场准入、数字政策、文化政策和供应管理制度的分歧继续扩大。《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协定》也在2026年进入首次联合审查阶段。

2026年7月，美国又宣布准备对包括曲棍球器材、服装、水泥和啤酒在内的一系列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双方经过密集磋商后仍未达成协议。8月22日，卡尼宣布中止谈判，并表示加拿大将针对美国新关税采取等值反制，涉及钢铁、乳制品、家用电器、农业设备、纸浆造纸和电子产品等领域，具体措施计划在劳工节后的星期二生效。（加拿大总理办公室8月22日声明）

这场冲突并不意味着加美贸易突然停止。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显示，2026年6月，加拿大商品出口达到创纪录的775亿加元，连续第五个月增长；对美国出口上升0.3%，从美国进口增长3%，并创下新高。加拿大当月对美国仍保持100亿加元商品贸易顺差。（加拿大统计局2026年6月贸易数据）

这些数字说明，美国依然是加拿大最重要、最便捷、最难替代的市场。任何关于短期“脱离美国市场”的设想，都不符合加拿大企业的现实经营条件。汽车、能源、农业、钢铁、航空航天、金融服务和数字产业已经形成深度跨境联系，强行切断这些联系将给两国企业、就业和消费者带来巨大成本。

但另一方面，加拿大贸易多元化已经不再只是外交口号。加拿大外交部发布的《2026年贸易状况报告》显示，2025年加拿大对美国出口下降3.7%，对美国以外市场的出口则增长11.1%。非美国市场在加拿大出口中的比重从2024年的29.7%上升至32.8%，达到40多年来的最高水平。（加拿大《2026年贸易状况报告》）

这一变化具有现实意义，但也需要谨慎解释。非美国市场出口增长，很大一部分来自黄金、原油和其他资源产品。其中，全球不确定性推高了黄金需求，新的西海岸能源运输能力则帮助加拿大原油进入欧洲和印太市场。因此，出口目的地确实变得更加多元，但产品结构仍然高度集中于资源和初级商品，尚不能证明加拿大制造业已经全面建立美国以外的稳定市场。

加拿大政府提出在未来十年把对美国以外市场的出口扩大一倍。目前，加拿大已有15项生效中的自由贸易协定，覆盖51个国家、约15亿消费者和接近全球三分之二的国内生产总值。除了《加欧全面经济与贸易协定》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加拿大还在推进与东盟、印度、菲律宾、泰国、南方共同市场和阿联酋的贸易谈判，并推动与印度尼西亚的自由贸易协定在2026年完成国内实施程序。（加拿大外交部2026年国际贸易资料）

2026年1月，卡尼访问北京，这是加拿大总理自2017年以来首次访华。两国就能源、清洁技术、农产品和贸易恢复合作，加拿大提出到2030年把对华出口提高50%。中国降低加拿大油菜籽关税，并取消或暂停针对油菜籽粕、龙虾、螃蟹和豌豆的部分限制，为加拿大农业和海产品出口重新打开空间。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加中合作声明

2026年6月，加拿大派出近300人组成的贸易代表团访问日本，促成14项总值超过17亿加元的商业协议，涉及能源、关键矿产、航空航天、海事技术、国防和创新产业。日本在2025年已是加拿大第五大商品贸易伙伴、第四大出口市场。（加拿大赴日贸易代表团成果）

同年，加拿大还加强了与印度、欧盟、中东和东南亚国家的经贸联系。加印两国正在谈判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目标是到2030年把双边贸易扩大一倍；加拿大与沙特阿拉伯在7月签署13项总值超过10亿加元的商业协议和谅解备忘录，涵盖矿业、基础设施、医疗技术、能源、人工智能和国防。

但是，签署贸易协定并不等于企业自然进入市场。2024年，在需要申请关税优惠的加拿大对美出口中，约93%使用了《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协定》的优惠待遇；相比之下，对欧出口利用《加欧全面经济与贸易协定》的比例只有59%。不少加拿大中小企业甚至不了解协定的具体规则，也缺乏海外客户、物流网络、融资、认证和当地市场知识。（加拿大《2025年贸易状况报告》）

这正是加拿大贸易多元化面临的核心困难。美国市场距离近、运输成本低、商业规则相似、语言和消费习惯接近，而进入欧洲和亚洲市场则意味着更长的运输距离、更高的仓储费用、不同的产品标准以及复杂的监管和文化环境。自由贸易协定只打开了大门，却不能代替企业走进大门。

加拿大未来真正需要建立的，不只是更多协议，而是更多能够抵达世界市场的港口、铁路、能源管道、液化天然气设施、数字基础设施和全球营销网络；不是简单把原油、黄金、木材和矿产换一个出口方向，而是提高食品加工、清洁能源、航空航天、人工智能、生命科学、专业服务和先进制造业的出口能力。

服务贸易尤其可能改变加拿大长期受地理位置限制的贸易结构。2025年，加拿大数字化服务出口约为1300亿加元，已经超过服务出口总额的一半；自2010年以来，这类出口增长约200%，增速超过商品出口一倍。软件、金融、工程设计、影视制作、科研、咨询和人工智能服务不需要通过港口或管道运输，更容易同时进入美国、欧洲、亚洲和中东市场。

回望180年的历史，加拿大始终在两种力量之间前行：大陆地理把它拉向南方，美国市场提供规模、效率和便利；国家独立和风险意识则不断推动它建设东西向交通、国内统一市场和全球贸易网络。

2026年的现实说明，加拿大既无法简单离开美国，也不能继续把美国市场的稳定视为理所当然。贸易多元化不是与美国脱钩，更不是以一个新的单一市场取代美国，而是避免任何一个国家拥有决定加拿大经济命运的能力。

过去，加拿大寻找新市场，往往是因为英国取消优惠、美国提高关税、战争改变资本流向或全球经济陷入危机。今天的变化仍然延续着这一历史规律。不同之处在于，加拿大现在拥有更完整的国家制度、更广泛的自由贸易网络、更成熟的企业体系和数字经济能力。

因此，加拿大未来的贸易战略不应在“依靠美国”与“离开美国”之间作简单选择，而应同时完成三件事：维护北美市场中仍然互利的部分，建设更加统一而有韧性的加拿大国内市场，并把欧洲、亚洲、中东、拉丁美洲和数字世界发展成真正具有规模的第二增长空间。

这不是对地理现实的否认，而是对历史经验的回应。加拿大无法改变自己的邻国，却可以改变自身面对世界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