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时因地演变的宗教
Xiaoming Guo 郭晓明
宗教作为上层建筑，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宗教传播到其它地方，就会在当地本土化。这些都是宗教演变的因素。
基督教传播，就要适应非犹太人的风俗，如圣诞节的产生，就是把非犹太人的习俗宗教化，把世俗过冬至的节日变为基督教节日。如圣诞树这样的东西，在《圣经》和基督教教义中都是没有的事情。又如基督教传播到犹太人之外，要适应希腊文化，而产生了三位一体的教义，以说服受希腊逻辑哲学影响的人入教。三位一体教义不是《圣经》中明确表述的东西，而是后人解释《圣经》构造出来的。
佛教在南亚以小乘佛教为盛，传入中国则被儒化，变成以大乘佛教为主，尤其是禅宗在中国得到发扬光大，产生了《六祖坛经》这样的佛经。《六祖坛经》是唯一一部非释迦摩尼言论记录的佛经。禅宗是佛教中国化的经典案例。
《圣经》书写的年代是奴隶制年代，到了资本主义时代，很多理念都过时的。比如说石刑，《旧约·申命记》22章21句就把破了贞操的新娘用石刑砸死。今天，石刑是被视为违反人权违反人道主义的，没有那个教会会根据《圣经·旧约》来支持石刑。再有就是同性恋。《旧约·利末记》18章22句中，上帝明确禁止同性恋。欧洲中世纪是政教合一，基督教教会有生杀予夺大权，同性恋受到残酷迫害。实际上，在冷战时期的麦肯锡时代，同性恋与无神论者都受到歧视和迫害。但是，今天教会也反对歧视同性恋。可见基督教在历史演变中屡屡抛弃《圣经》中的一些规定。今天，教会不能僭越世俗法律对不守贞操的妇女实施石刑，也不能突破政治正确歧视同性恋。即便在基督教文明的西方社会，基督教也是守世俗法律规范，基督教教义也得服从于世俗政权的法律法规。
基督徒认为《圣经》是神圣的，但这种神圣性是会变的，要随着地方和时代而变化。并不是说《圣经》说的一切都是不能违背的，因为对《圣经》的解释是可以改变的。
十六世纪欧洲发生了宗教改革，产生了新教，新教对天主教教义做出重大改革，对许多教义作了重新解释。
宗教改革改变的观念之一是人人都可以和上帝沟通，不必通过牧师和教皇，即与上帝沟通是教徒的权利和能力，并不一定要通过牧师或教皇才能知道上帝。这就是谓之“信徒即祭司”的普适原则（universal priesthood of believers ）。这也是西方“宗教自由”的起源。宗教自由或者信仰自由源于宗教改革，新教自己定义自己的教义，可以有自己对《圣经》和上帝的解释，这是西方宗教自由的本意。三自教会就是“信徒即祭司”原则的具体实践之一。既然教徒可以自己解释《圣经》和教义，基督教中国化就是“信徒即祭司”原则的一个应用。
亨利·樊，首倡三自教会
英国国教圣公教的一个神职人员亨利·樊从1841年到1873年任教会传教协会（Church Mission Society）的干事，他提出了本土教会（indigenous church）的传教战略。他是基督教最早的传教战略家之一。三自教会的目的就是为了传播基督教，建立本土教会。就是说基督教的本体化是基督教传播的重要战略。自养，自治，自传符合新教“信徒即祭司”的原则。基督教如此传播一是降低成本，自养自治就是资金本土维持。自传就是本土化，让基督教适应本土文化，降低传播阻力。所以，基督教中国化本来就是西方提出来的。美国传教士倪维思（John Livingston Nevius）1854年到达宁波传教，1885年他在《中国记录与传教》（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阐述三自教会的理论与实践，这一系列文章于1886年汇编成书《栽培与发展传教教会》（The Planting and Development of Missionary Churches），在中国倡导三自教会运动。可以说，倪维思是中国三自教会的创始人。
倪维思，中国三自教会创始人。
宗教革命修改的另一个重要的教义革命就是把品行（good works）排斥在救赎的必要因素之外。推崇“因信生义”（Sola fide）的教义。英国国家圣公会1571年完成了它的《三十九条教纲》（Thirty Nine Articles of Religion），其中第十一条为“我们在神面前被算为义，只是因为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凭信心的功劳，而不是因为我们的工作或应得的”。原罪是基督教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因为原罪，人就需要被救赎。怎样才能得到救赎呢？中世纪基督教教义认为是品行，人的行为要符合《圣经》才能得到救赎，而新教认为得救的充分必要条件就是信。按时拉丁文Sola fide，就是仅凭信来得救。 当然，新教有4万1千流派，每个流派对品行与信仰对于得救的作用解释各不相同。但是，仅凭信这个教义和中国文化是相冲突的。中国人讲“听其言观其行”，讲“言必信行必果”，讲“知行合一”。你说你信了，为什么行为上没有表现出来呢？我怎么知道你的信是真信还是假信呢？所以，基督教要中国化的要点之一，就是教徒要向善，要有高尚品行，要以品行来体现“信”，这相当于恢复基督教中世纪教义。
这在西方职场中是一个巨大的文化震撼。在公司里，职员一百各式各样，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公司内部人事斗争和很激烈，劳资冲突和很厉害。工会和管理层就是对抗的。但是，你问公司里任何一个西人，每一个人都说是信上帝的，还说得出他们信的是哪一教派。当然，那是刚刚到海外的时候的事情，后来才知道问他人信仰是一个忌讳，政治正确的社交方式就是不讨论信仰问题。好像特朗普这样一天不撒谎就无法生活的人，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基督徒，他下令警察镇压黑人抗议后，到教堂门口举起圣经。那些镇压黑人的警察和被警察镇压的黑人，可以都是基督徒。
西方极右势力，往往都是信仰很深的基督徒。恐怖主义分子，也是极端原教旨主义。“因信生义”或仅凭“信”，是说人无力通过自己的努力而得救，得救只能是依靠上帝的力量，只能通过“信”。这个教义，开脱了很多恶行，使人放弃了行善的努力，而只流于周日到教堂和给教会捐款的形式主义。
很多西方传教士到中国为中国人做了不少好事，包括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其中一些还支持过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为中国人民革命做出贡献。基督徒可以是善的。但仅凭“信”的教义不符合中国文化。
基督教中国化最大的一场运动就是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是新教4万1千门派中之一派，是拜上帝教。所以，基督教中国化不仅仅有三自教会，还有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就是基督教新教的运动。
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是之一的空想共产主义实际上就是基督教共产主义。马克思和他的兄弟姐妹都是受洗过的路德教会基督徒。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的正义同盟（League of Just）是一个基督教共产主义组织，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正义同盟改为共产主义同盟（Communist League）,并为其写了著名的《共产党宣言》。《圣经·使徒行传》第2章44-45句和第4章的第32-35句，就讲了财产公有按需分配的原则。空想共产主义鼻祖《乌托邦》一书的作者汤姆斯·莫尔是天主教圣徒。他是英王亨利八世的大法官（Lord Chancellor），那时候王权在教权之下，大法官是国王的最高顾问，相当于教廷派去领导英王的政委。莫尔是文艺复兴的思想家，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主义者，他反对政教分离，反对宗教改革。这是基督教里的共产主义思想家。宗教改革前的基督教共产主义实践有捷克南部泰伯山上的天主教徒，他们（Taborite）在十五世纪组织了一个共产主义社团，他们共有的财产包括一个金矿。基督教共产主义社团，相当于中国的人民公社，就是集体所有制，是生产生活行政合一的团体。
五月花号船100人在这登陆，其中一半是清教徒，他们签署了一个五月花公约，是北美第一个政治文件。他们建立的这个殖民地的头两年半实行的就是共产主义制度，没用私有财产，没用分工。他们建立了人民公社似的农庄。二十年后他们中间富有的人拥有了黑奴。
在北美大街上，常常看到穿着白衬衫和西裤，背着双肩包的英俊小伙子，西人，打照面是蹦出流利的中国话。这些是传教士，专门向中国人传道。他们自称是摩门教。摩门教以一夫多妻出名。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摩门教兴起是教众几百万，1831年开始实行共产主义制度，教徒把财产都捐给基督教会充公。
图：加拿大滑铁卢北郊的圣雅各小镇居住者孟诺教徒，他们至今使用马车做交通工具，因此保留了制作木轮的手工艺。
加拿大滑铁卢的北郊聚居着孟诺教徒（Mennonite），他们也有集体所有制的基督教公社习俗。欧洲宗教改革中最激进的一支是再洗礼派（Anabaptism），再洗礼派中著名的实践基督教共产主义的教派是哈特派教徒（Hutterite），哈特派后来派生出孟诺教（Mennonite），孟诺教派生出亚米希教派（Amish）。实践《圣经》共产主义的基督徒，至今还有一些零散的基督教公社，这种基督教共产主义实践在今天基督教中少得几乎可以忽略。历史上所有全世界基督教徒实践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的公社的总和，远远不及毛泽东的人民公社的规模。由此可见，基督教中国化是完全有可能的。既然基督教演变出来的共产主义可以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变成中国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督教中国化也是有可能的。
纵观古今，宗教会变化，宗教会随着时间和地点而变化。宗教中国化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须的，必要的，这符合亨利·樊本土教会的传教理念。宗教不能作为与中国文化格格不入的异物嵌在中国社会中，那就如一个异物在身体中，会被身体排斥出去。只有中国化了，才能成为中国和谐社会的一部分。
